如前所述，如果争议的事项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则即使当事人在PPP协议中约定仲裁或民事诉讼，该约定不产生拘束力，当事人应当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处理。
首先，这并非必要共同诉讼。[10] 参见徐瑞晃：《行政诉讼事件撤销诉讼之诉讼对象》，载《华冈法粹》2010年第46期。
1.由复议机关共同承担举证责任之意义甚微 尤其是当复议维持决定与原行政行为在主要事实和证据、适用依据及处理结果上完全一致时，由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并无实际意义。[23] 陈敏等 译：《德国行政法院法逐条释义》，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2002年印行，第778页。首先，这与实施行为者对自身行为的熟悉、举证的便利有关。综上，复议机关在不作为或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作为被告的可能性都远低于维持或改变原行政行为的情形。[7] 吴庚：《行政争讼法论》，自版，2008年版，第89页。
2015年《适用解释》第6条第2款则将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限于改变处理结果，这表明复议决定单纯对事实、理由或依据作出改动，可视为对原行政行为的修正。而此时，如果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的理由是正确的，那么就视为经过修正的原行政行为是正确的，对于原告请求撤销原行政行为及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判决予以驳回。[3] 既往的宪制史因其失败，更应该得到学术反思，中国宪制的发展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看似截然的断裂，实则有内在的关联，未来中国的宪制不可能完全抛弃与这笔失败的遗产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说，只能从这笔失败的遗产中生发出来，这既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传统的内在要求。
[10] 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在反思革命宪法失败遗产的基础上，八二宪法采取多重复合结构来处理不同层面的制宪要求，应对大变革时代错综复杂的局面，也就是说，八二宪法是建国以来各种宪法的某种复合，每一层宪制结构应对各自不同的问题，发挥各自不同的功用，其间的抵牾与悖论在所难免，但也因此使得一层宪制结构无法完全压倒或吸纳其他结构，而是处于不断的妥协和重组之中，在某个时段某个问题上某层结构占主导，在另外一个时段的另外一个问题上另一层结构占主导，这是大变革时代的吊诡之处，充斥着各种人为的辩证法。[4]同样的论述也出现在阿伦特的著作中：革命除非是终结于恐怖的灾难，否则都会以一个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笔者的基本论断是，对于当下宪法的把握，必须首先着眼于其内在的多重复合结构，否则就会陷入意识形态话语与普世宪法概念相互缠绕的迷局之中，而不熟悉新中国宪法的生成史，就无法真正理解当下宪法层累叠加的多重复合结构。
经过去政治化处理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形成一道屏障，将党派政治挡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之外，党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将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解决，党的意志经由政治协商会议的背书，便能顺利地进入到人民代表大会之中，成为国家的意志。[11] 参见许章润：《汉语法学论纲》，特别是第二章法学历史主义论纲：命题、理论与抱负和第三章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遗憾的是，本书仅仅选取新中国宪法史这一片段，算是整个宪法史研究的开篇，这一阶段是目前最被忽视也是研究最薄弱的，诸多基本的史实和制度都有待最基础的爬梳，但这一阶段确是对中国未来宪制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其中诸多问题有待充分的理论化探讨，本书只是将这些问题呈现出来，以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人关注和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历史主义，一方面宪法序言均以历史叙事起笔，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汲取合法性资源，将主权者的决断建立在对历史的理性认知上。文集中诸文主题各异、视角有别，但所关注者无非是新中国宪法的生成与结构。因此历史法学在中国的时代使命主要不是以民法典编纂为核心的私法秩序的建构，而是要从浪漫主义的民族文化诉求转向历史之为公器的普遍主义反思，从私法概念和规则体系的提炼转向现代国家的法理建构。
进入专题： 中国宪法 。[2] 没有绝对的终结，也不会有绝对的开始。[5]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108页。[6] 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
毛泽东作为卡里斯玛的存在是革命宪法阶段的第三维度，卡里斯玛根本无法宪法化的，既超越于党又超越于人民，五四宪法二元政体结构，七五宪法孤注一掷地废除国家主席，七八宪法中领袖、导师、缔造者的宣告，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段第三维度的特殊性，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革命宪法的本质以及五四、七五、七八宪法的演进，而改革宪法的生成也是以卡里斯玛的自然逝去作为前提的。所有这些问题，一百多年的跌宕起伏、纷纷扰扰，是时候重拾宪法史，在法学历史主义的理论框架下，[11] 基于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经由文本阐释和规范分析，以历史理性审视宪制理性，梳理并构建一套社会主义宪法演进的路径和机制，辩驳并阐释一套基于中国历史实践与普遍宪制规范的公法的法理学，不过目前还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对问题的呈现以及对研究方法和进路的探索。
革命的宪法遗产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重大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1949年建国之时，宪法意义上的人民尚未生成，人民拟制性地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代表着不同阶层的人民，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构成这一时期的第三维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暂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共同纲领和两部组织法，时称三大宪章，是新中国的立国之基，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的不成文宪法阶段。
[7] 社会主义宪法的历史主义传统意味着宪法都是阶段性产物，旨在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实现阶段性的目标，但作为阶段性产物的宪法却又总是有一个普遍性的指向，指向某种完满恒定的状态，这种不断自我更新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生命力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辩证统一或有机统一关系始终存在着第三维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第三维度，从而使得中国宪法史上的主权结构始终是个三体结构而非二元结构。宪法如何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新中国宪法史一路磕磕绊绊，终于在以八二宪法为开端的改革宪法阶段稳固下来，但八二宪法的制度冗余是否仍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时代的大变革，既往的宪法史是否给国人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教训来设计一套社会主义宪法演进的基本法。[2] F. K. V. 萨维尼：《论历史法学杂志的目标》，载许章润主编：《历史法学》第一卷《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9] 因此德国历史法学派在提出市民法律秩序的社会正义问题之时也就是自我终结之时，《德国民法典》颁行之后迅速衰落，让位于目的法学、利益法学以及法律解释学的日常作业。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宪法具有一个时间化的主权结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辩证统一，只有在一个历史进化过程中才是可理解的，犹如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只能在一种成长的眼光下才能真正被理解、被证明一样。
以带点乌托邦色彩的语言来说，假如人民在历史中历经锤炼而具有了党一样的认识能力，那么党对人民的领导与人民的自我治理就直接同一了。当革命成功地实现之时，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总是要颁布宪法。
社会主义宪法的历史主义传统与历史法学的当代使命两相契合，内在地要求建立一种以公法为基础的法理学。注释： [1] 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中国宪法史中很多独具中国特色的部分，不仅令那些来自欧美的概念很尴尬，而且简直是无所适从，这也是宪法史研究被冷落的重要原因。没有脱离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没有无视特殊性的普遍性，中国宪法史呈现出中国宪制实践与普遍宪制理念的特殊结合，因此必须将整个新中国宪法史看成一个动态演进的整体，必须对这种特殊的结合做历史的梳理和理论的分析，如此才有可能通达那个自我立法的宪法时刻。
而四个修正案是向前看的，是社会主义改革时期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对未来做出的宪制规划，四个修正案涉及对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将社会从国家中释放出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依法治国、私产保护和人权条款入宪，确立了新宪制设计的指导原则和精神基础。但辩证统一或有机统一仍然仅仅是一种政治修辞，而非法权关系，此种政治关系的法权化仍然是中国宪法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第三个阶段是1982年至今的改革宪法阶段，采取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合意制宪模式。此种政治关系宪法化的核心是宪法上的主权结构，在宪法中表述为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宪法序言中所宣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遗产，通常简称为党的领导。
八二宪法的初始文本和修正案要分开来看，初始文本是向后看的，旨在终结既往的宪法更迭史，要什么未必明确，但不要什么十分明确。五四宪法制定时，如何安放统一战线和曾经作为制宪会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个宪法难题，五四宪法序言中继续保留统一战线，作为动员和团结机制，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被请出了宪法，仅仅作为党派协商机构，不再是国家权力机构。
五四宪法事实上只实施到五七年，毛泽东亲手制定了五四宪法，又亲手变相废止了五四宪法。本书辑集了作者2010年以来有关中国宪法演进史的诸篇文章，书名以古文句式何以连接宪法与中国，旨在表述宪法的中国性或者说宪法的中国化：中国为什么自清末以来需要现代宪法这么一个西方舶来的劳什子？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中国不是也延续了几千年。
第二个是宪法序言中所宣告的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中国式表述，通常简称为人民当家作主。至于这两个内在紧张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一个颇具修辞性的表述是辩证统一或有机统一。
统一战线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在中国宪制结构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赋予政治权力，其存在起到一种隔离作用，正是这种隔离使得下面要讨论的宪制结构才得以形成，统一战线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五四宪法之后，构成中国宪制结构的隐蔽之维。历史法学与公法的法理学 社会主义宪法的历史主义传统内在地要求历史法学的视野与方法，但迄今为止的法理学主要是以私法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历史法学也不例外。2002年八二宪法颁行二十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七五宪法在完成取消国家主席这一核心任务的同时，在政体结构上的一大变化是使党进入到宪法正文，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领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等，同时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创设三结合的基层政权，但七五宪法仅完成取消国家主席这一任务，其余均在继续革命的浪潮中化为乌有。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最终要转变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权关系，新中国的制宪史可谓此种革命遗产宪法化的历史。特别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原则写入宪法，成为改革宪法的第三维度，替代第二阶段的卡里斯玛。
[7] 许章润：《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2年第3/4期，第6、7页。中国到底需要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清末以来的宪法变迁几乎将所有宪法模式都尝试了一遍，但至今未得其解。
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革命遗产的宪法化形成一种非常特殊的体制，也就是人民常说的党国体制，但对于这个似乎习以为常的体制的生成和结构，法学界至今尚未做出清晰的历史梳理和理论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宪法史也可谓寻求党国体制的宪法结构的历史。这个时期建立了军政合一、议行合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但这是准战时性的临时体制，且其联合政府的性质也仅仅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阶段，很快就让位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五四宪法。
